今天去复旦听了艾尔曼的讲座。接我预约电话的老师说得对……“如果到得早些，大概还能站着听听”……

　　其实上回在本校听他的报告，也有同样的感受。他的讲座往往信息量并不大，集中解答一个问题，喜欢用当时的物件作为史料来反复证明。好像说的都是些早就知道了的内容（至少对于稍有认真学过历史的人来讲是这样的），没有收获很大的惊喜感受。不得不承认，我对此是有点儿失望的，总想得到更多的新识。

　　但仔细去想呢，好的教授他往往给的并不是信息量；而“石破天惊”的学术论断，各位学者的一生中约略也高产不到哪里去。关键到在于他的思路，在于他是否能启发、或侧面帮助到你新的研究。有时候，一两个小的点就足够光亮了。

　　本讲的题目是“明清科举问题之新回答——情感焦虑、成功梦想和科举生涯”，所谓“新”，是相对于80年代对科举制度所致社会流动之论断而言，从另一个方向来考察科举问题。关于这点，艾尔曼教授有一个一贯的认识：研究中国历史应当更多地归于中国当时、当地的普遍思维和视角。所谓“社会流动”，是美国四五十年代社会学家的用词，全然用这种视角进行论断就有先天缺陷（这又让我想到“知识分子”的提法，还有余英时的“知识人”等等）。

　　今天的讲座中给人最大的启发，应该是教授提出之前的研究大多以中榜者为中心，而忽略了落榜者与科举制的关系——仔细想想，单单是这一句，可以引申出多少新的研究？！——也就是说，要通过“大众视野”来考察历史。于是呢，应当借由大众表达的载体来进行研究（也就是他选用史料至一大关注点）。

　　如上两点，实质上可说是相通的。而这也正是我推崇葛兆光教授的一大重要原因。

　　另外一点是，通过《状元图考》，一可了解到科举给当时民众普遍带来的压力和情感焦虑，了解他们的心理认知和对生活的期望；二呢，也反映了当时的士子绝不仅有儒家思想，还深受释、道两家影响。人们认为通过梦可以沟通两个世界，认为高中与否在乎“天命”，这些都表明当时社会宗教力量对广大民众产生的影响。另一方面上，反之而论，亦由于科举带来的焦虑，人们需要求助于一种安定的因素，这可以说是宗教在明朝得以再次繁盛发展之一因（大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也不无关系？）。

　　（这点主要是我的引申。联系到上学期关注经学时，所看到宋明理学中融入的佛老思想，以及清朝学者“辟二氏”之风，是很有启发的，可以作为新的材料来佐证经学史、思想史研究。）

 

 

考虑到我给雨辰的回复还是很反映最近所识的，把它从评论中拖到正文来，希望能引起些讨论：

    今天读到一封院刊成员的来信，谈了些她对刊物的想法。念及下周重要投入院刊的工作，把原件和我的回复贴在这边，正可以反映近期对刊物工作的部分想法和思路。不过坦率而言，院刊里会念到这篇文章的人估计也没几个。。。呵呵，姑且贴之吧。

 

 

 

    有同志反映我最近的文章普遍“好读”很多，主要是因为比较少谈读书之类的了。

    其实日子还是在过的啦，只是近来关心经学和古典文献，能发言的实在不多。原想趁今天的机会整理一下这一阵读的书，但时间不早了，这个周末还挺忙的，先草草记些琐事。

 

 

    把原来所存《最近的阅读（十四下）》的大纲删掉了，那些书都是太久前念的，现时翻出来说也没啥意思。还有是，下一次开始想把这个专题更名作《近思录》，从“十五”开始。嗬嗬，拾古人的牙慧也罢，原先的名字本是随便起了应付门面的。

 

    不晓得为什么，每个学期我最最期待的，都总是自己旁听的那门。几乎也只有那门课，会分不出念头来读自己的书。

    超喜欢李世众。一个长得像生煎包子的老师，哈哈。

    今天回家时，一路上都盘算着怎样再多花点儿心思读书。莫名的动力。

    不过各位院刊的同仁，我们下周要开始第九期的运作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