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格物”的训解谈起

    裘锡圭先生在《说“格物”》中，用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背景来解释“格物”，而非局限于传统的训诂（但我以为，此文显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：训诂作为治学之坚实基础的必要性），让我很有感触。一个字的训解，及其中有过的争议、演变，很能够反映学术源流，是研究学术史的一条路径。而正是在时代思想的衍化中，方可寻见解释字词的根本动因，也才能真正理解如此训法的缘由。

    以就“格物致知”争辩最为激烈的朱、王两派而论，他们对“格物”做出的不同界定，正是各自学说立足的基点，也即均支撑着两派之说。如文首言，对一个词的解释亦包含了不同的学术立场与渊源，由此又见定义的意义。当我们树立起对具体事物的认知，才能在这个基础上，构建起庞大的理论体系；而反过来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、表述，又统摄于个人理论之下，更有甚者，正为了理论的稳固而生。相信这种归结，是多数人所同意的。

    于是进一步思考，为何会构成这样的普遍共识呢？可以说，如上的总结是吻合理学和汉学之重要理论的——格物以致知，下学而上达。这一路思想长期统治着中国的士阶层。尤其自明清以降，一直披及当世。这样说，并非忽略了阳明及其后学在思想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，但形而上学的东西终非国人所长，不是我们的习惯思维。当然，这种推导是受了近思的影响（中国哲学向缺逻辑思辨），故而不能不补缀上“朱子‘即物穷理’之说较为切实”（郭兰芳《大学浅解》）等的其他原因。

    但我们极言朱子的谨严学风（为选修课老师所强调，从而有朱熹和东林党人、和清代朴学的联系。我个人以为尚需探讨。如后句言。抑或源于我对朱子理解得不深、不全面），也不能不看到，朱熹的理学到底含了目的论。他和很多宋儒一般，“多有思想穿凿之失、武断之弊”（刘申叔《汉宋学术异同论》）。

    界定中必含有所在理论体系的主张，但界定时，必不能为证明理论而作。这是今时今日必须认识到的。

    相较而言，金克木先生的《读〈大学〉》，从宏观地透析了这一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经典，其思想方法同样具有启示意义。

    他首先分别类比古今、中外，论证出特定时间段的重要著述大都是为着解决所处世界的迫切问题。于是开启了探究，并定下关照时代思潮的基调。和裘先生一样，金先生非读其字面耳，而能由究《大学》，及《四书》的整体规模，再至《大学》内部结构的分析，附以时代背景，而读出《大学》背后“中国文化中哲学思想的一贯核心”。

    总括而言，关注学说同时代的关系，是我们该当谙熟的方法。

附记：

    虽则导师规定字数在500-1000间，我还是改不了啰嗦，许多相同的意思非反复几次而不能成章，删改过几次才刚刚挤入千字大关。

    作此文时，同时又想到——到底要怎样叙述、评价中国经学的发展过程。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，也是近来阅读常有的困惑。汉、宋学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，今、古文经学，各间又互有穿插联系，需要进一步厘清思路再做深入的思考。

9/30又记：

    今夜同chen略略重述了此篇的意思，自觉更简要地讲在了点子上。大致整理、补充。多说多错，可能反而又有了漏洞，嗬嗬，仍旧欢迎讨论。

如下：

    一、界定只能趋向于客观，就像真理只能够不断靠近，历史只可能趋近于真实（原因之一是历史不可能被复原。照葛剑雄教授的意思。）
    二、一个人作出界定的时候，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学术立场及所知范围的限制。还有的人，更是带有目的性地去定义，譬如为了证明所坚持的立场而作出界定。这样就本末倒置了。
    三、反对为某种目的而作的界定，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会歪曲事实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虽然历史真实是否存在一直以来是个问题，但追求客观真实、探索同一的规律是我们始终的信条。
    四、（这点大概比较重要。是最近所想。）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界定，让我们感到迷惑，实际上溯本追源地去分析，可以看到各家不同的学术立场，就会明白他们作出各自界定的根由，也就看到清晰的学派内在理路。要如何评价他们的定义，则首要任务是理清学术史思路。（由此便可理解，我怎么最后想到附那样一条了，呵呵。）